7月22日，《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勾勒蓝图。《意见》包括8个部分共25条内容，其中第三部分特别强调要“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对此，光明网记者采访

　　在判断一个地区发展是否不平衡时，我们首先需要理清楚如何理解不平衡。现在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出现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在空间的体现上就是省会及核心大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在科技研发、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更是具备数量多、质量高、多样性强等鲜明特征。由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发展机遇和人口向着省会及核心大城市集聚的情况。我国中部地区当下的发展路径亦是如此，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同样表现出了人口流向更发达地区的情况。很多人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不平衡发展。事实上，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也契合当下多地政府所推动的“强省会战略”。更进一步来说，所谓不平衡应该更多地去看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均GDP的差距，而安徽、湖北、河南等地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的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经济发展机遇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周边地区集聚的现象，无需过于担心。

　　从不充分发展的角度来讲，中部地区有两个关键“痛点”，一是在观念方面，当前普遍把区域的充分发展理解为资源的均匀分布，这就导致一些明显地理位置偏远且远离港口、交通设施较差、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往往无视自身“先天”条件，都将发展的目光聚集在制造业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工业园空置、投资低效率等现象。二是在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特别是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此，各地特别是人口流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应该更加注重如何在体制机制上顺应新的发展趋势，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自己的比较优势，推动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事实上，部分中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趋势，如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甚至一些非省会城市如芜湖等地，就充分发挥区位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等方面表现得可圈可点；再如山西等地在旅游业方面发展非常迅猛，由旅游业所延伸出来的一些第三产业如文创业等发展势头也良好。由此来看，中部地区只要能够找到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来强化自己的强项，就必然能够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以来，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科教实力显著增强，这些未来仍然可以继续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以此次《意见》所提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为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重要的发展潜力在于其航运条件。当今大船时代，长江在可以走大船的内河航运方面“一枝独秀”。再加上其在陆上的铁路、公路，以及航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优势，故而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够借助自身综合的运输优势来大力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事实上，以武汉、长沙等为中心的中小城市已经借助运输优势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另一个潜力点则在于创新研发优势和人才优势。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特别是武汉，云集了数量庞大的优质高校，这就意味着这里在创新研发和人才培养方面极具优势，进而意味着这些优势对于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换代、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甚至文化创意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强大的动能。

　　中原城市群的主要优势则在于铁路及公路交通，能够有效助力于城市间的产业集聚。以郑州为例，《意见》提出要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而郑州历来都是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被称为中国铁路的“心脏”，京港高铁、徐兰高铁两条高铁大动脉交汇于此，高铁直达城市数量超过160个。同时，郑州还是我国公路运输的中心城市，郑州机场的货运量也居于全球机场50强。交通方面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郑州的发展。2020年，郑州市GDP达到12003亿元，同比增长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规模在中部地区仅次于武汉和长沙。在中原城市群发展方面，近期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关注，即文化产业，尤其是河南从年初的《唐宫夜宴》到中国风舞蹈视频《洛神水赋》，“国潮”文化作品频频“破圈”，如果河南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在文化产业上面实现更大突破，必将能够通过文化赋能当地产业尤其是文旅产业的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城市群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能够互补，产业发展过程中各城市相互分工又协调发展。对此，需要更进一步在城市群内部分阶段打通生产要素畅通循环的体制机制堵点。

　　第一阶段需要打通省内生产要素的内循环。要根据各地实际条件制定不同的招商引资政策、设置不同的经济总量和税收增长要求等，尤其是要让外围城市摒弃一味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目标，更多承担起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功能。而后，一方面通过外围城市人口适当转移到省会及核心大城市以享受更多的就业机会、收入增长机会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将省会及核心大城市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包括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适当共享给外围城市。总的来说，要通过省会及核心大城市的发展引领省内其他地方共同发展，进而实现省内一体化发展。

　　第二阶段要在省内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跨省一体化发展。当下，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省际边界对于经济一体化仍然有着相对严重的制约作用。我们要真正实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等方面的城市群一体化，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干预，进一步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可以探索建立跨省际行政边界的协调机构，也可以尝试设立城市群发展基金等方式。

　　必须要注意的是，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城市群内部的紧密连接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相互分工、协调合作。以中部地区为例，河南紧靠京津冀，湖南紧邻粤港澳，安徽合肥、芜湖等地同时还属于长三角的一部分。那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中部地区的这些地方就应该分别发挥地理位置优势、运输优势、航运优势等，各自去跟紧邻的其他区域重大战略实现更进一步的合作，让自身一些明显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借助其他区域重大战略的优势，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如完全成长于安徽本地的科大讯飞，可尝试在上海这样一个创新优势较为明显的地方，建立研发和制造基地，通过区域与区域合作，形成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再如长沙在餐饮方面发展优势极其明显，品牌如文和友、茶颜悦色等在深圳所设立的分店发展前景十分良好，可以此为范例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总而言之，无论是中部地区还是各大区域重大战略都不能够固步自封，不能把城市群理解为仅仅是内部的“抱团取暖”，而应该在内部“抱团取暖”的基础上，进一步秉着“一体化”的理念，将内部优势产业、元素延伸到其他区域，不断加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合作。如此，中国这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棋才能够下得更加精彩。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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